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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还有使命未竟

     杨透过玻璃门看着阴沉的天色。铅灰色的空气像一团滞重的凝胶，在大雨欲来的风里笨拙地晃动着，从店铺紧闭的卷帘门表面磕磕绊绊地摩擦过去，落在空荡荡的水泥路面上。秃顶的行道树一脸肃杀地站在那些店面门口，树干挺直，枝杈瘦硬。气凝胶。新闻里说，新冠肺炎可以通过气凝胶传播。气凝胶是看不见、摸不到的死亡的阴影。

       他低下头盯住腕上的手表，猜测着降雨的时间。这是一个过于静谧的早晨，他甚至可以听到指针走动的声音。咔嚓。咔嚓。咔嚓。他想起少年时代溜进祖父的书房，坐在地板上看书柜里的医书。那个房间永远像眼下一样天光晦暗、沉谧幽寂。书桌上摆一个老式座钟，整点时敲出清越的声响。祖父去世后母亲丢掉了那台钟，她说它每小时都要报一次时，听得人心里焦虑。他没有反对，因为那个声音早已在他心底扎根。学生时代他如饥似渴地读书，祖父的钟声时刻警醒着他：韶华易逝，死神的脚步每个钟头都在迫近。

      今天是他上班的第三天，三天前下通知说药店可以营业。于是他每天早上步行过来，打开整条街上唯一的店门。他并没有叫雇员复工，因为买药的人并不太多。特殊时期，出门工作的人能少则少。而他理所当然地从长达半个多月的禁闭中“不得不”走出大门，心里有一点隐秘的骄傲与欢喜。走出小区的时候，登记人员正在警告几个居民，每两天才能出一次门，每次两个小时，如果违反规定，就再也不允许出去。登记员眉头紧锁、声色俱厉；几个居民面露不耐却默不做声，只等对方甩出一张红色通行证。他展示出自己的工作证，仿佛享有一项重要的特权和殊荣。他必须投入工作，因为人民生活不能没有药品，而去医院又太危险了。

      大部分人是来买口罩的，但库存的口罩第一天就卖光了。今天上午他又遗憾地送走了两位空手而归的顾客。他们问他，什么时候到货？他诚实地回答，我也不清楚。他们空荡荡的脸变得有些扭曲，神情恼怒地盯着他脸上几天没换的一次性口罩，仿佛他抢了他们应得的东西。他尽量让自己露在外面的眼睛里流露温和的神色，他了解他们无处宣泄的无助和无奈。人永远无法与自然、命运和世道抗衡，所以只能把挫败的恼火发泄在自己的同类身上。

       他始终记得那场医闹事件中，病人家属双眼通红、泪流满面、嘶吼着扑过来的时候，他心里没有愤怒，只有同情与悲悯。他甚至伸出手，想要扶住那个踉跄的男人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男人在下一秒掏出匕首，捅向了站在他旁边的宋婉音。一刀，两刀，三刀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结束。血溅在他的手术服上，顺着脸颊往下流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是主刀医生，宋婉音只是副手。要死，也应该是他死。或许他该死。谁知道他的手术刀有没有划破一根不该划开的毛细血管？他用药的剂量有没有一毫克的偏差？虽然视频回放证明，他的整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，算得上是教科书级别。只是高风险的手术失败，危重病人不可避免地死去。那么宋婉音身上的那三刀，有没有一刀是替他挡下的？第一刀是吗？

      当时科室里总有人说，宋婉音喜欢他。她是他的直系学妹，才工作不到一年。她胖乎乎的，脾气很好，总是爱笑，对病人有用不完的耐心。有一次他问她，你怎么每天都这么开心？她说，因为读了许多年书，终于能站上手术台救人，觉得很满足。后来他知道，外科医生是她的梦想，报考大学的时候，她因为专业问题和家里激烈争执。母亲苦口婆心地说，医生可是高危行业，现在医患关系紧张，大家都不愿意学医。再说，你一个女孩子，读上七八年医科，等毕了业，最好的年纪都过去了，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学个护理之类的也好，至少不像外科医生压力那么大，多少还能照顾家庭。父亲话不多，只是严肃地提醒她，学医要天天解剖尸体，很多人因此食不下咽。“他以为一个尸体就能吓倒我？我不仅要解剖人体，还要解剖得最稳、最好。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总是笑得弯弯的眼睛睁得很大，在口罩上方灼灼发亮。那一刻他对她产生敬意和爱戴，不再把她看作初出茅庐的小女孩。

      她很快展现才华，在手术台上做他的一助，经常加班，长时间工作，比很多男医生有更充沛的精力、毅力甚至体力。浓密的长发挽在手术帽里。如果意外没有发生，现在她一定正在防疫的一线战斗。他在虚空中看到她穿梭在人满为患的医院里，夜以继日地拯救生命，圆白的脸上被口罩勒出深深的血印。她向痛苦呻吟着的病人俯下身去。她安慰惊慌失措的家属。她激动地对他说，杨学长，物资送来了，我们可以换上新的口罩。

       但她也许病倒，死于肺炎…...但总会有人来接替她，一个人倒下了，他的战友就会补上去。医生和战士在本质上是相同的，医生需要冰浸泡过的头脑和火淬炼出的神经……

      他没有做到。他退缩了，他失了职，他是个逃兵……

      门突然被推开了。他吓了一跳，猛地抬起头来。

      进来的是位老人，穿着一件皱巴巴、灰绿色的大衣，腰背佝偻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趴伏在柜台上。他要了些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常用药物。杨转身给他取药的时候，他把手臂举在嘴边，在口罩后面低声咳嗽。杨看了他一眼。老人急急地说：“医生，我有慢性气管炎，每年冬天都犯……不是别的，医生。不是别的。我不发烧。”杨垂下眼睛，在口罩后面舔着干裂的嘴唇。老人看他沉默，脸上露出惊惶的神色，似乎恨不得现场找个核酸检测盒出来，向面前这位年轻人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杨张开嘴，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得干涩：“大伯，这些常用药您可以在家里多备一些。特殊时期，还是少出门好。”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张医保卡：“医生，您看看这张卡里还有多少钱？”杨接过卡，插在卡槽里，把密码器推过去，老人的手指颤巍巍地按在塑胶键盘上。手指抬起来的时候，油脂和汗液留在按键上。病毒在体外可以存活数日，其活性随气温变化……杨脑海中浮现出曾经日夜攻读的医学论文中的图表和曲线，左下角密密标注英文小字。余额显示在机器屏幕上，杨微笑道：“剩下的钱还可以再买两瓶降压药，您需要吗？”老人摆摆手：“不要了。钱不能全都花完。”他提着一塑料袋药品，佝偻着背走出门去。铅灰色的天穹压在他弯曲的脊背上，把他的身影越压越小了。

      杨走进狭小的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。窄窄的镜子上映出他的面容。他还很年轻，眼角的细纹并不明显。他从小知道自己长得漂亮。两年以前，他是当地医院崭露头角的新星，年轻英俊、才华横溢，眼神永远像手术刀一样沉稳而锐利。他严谨但又充满自信，相信自己肩负使命。而现在，突然卸下的使命似乎也抽脱他的意气。镜子里的脸苍白瘦削，眼底有暗淡的青色，憔悴如同病人。某些精神上的病症逐步损耗他的身体，璞玉般明媚丰沛的生命力在无眠的粗砺的长夜里磨损。他发觉自己在用术前刷手的动作娴熟而彻底地清洗。记忆储存在肌肉和骨血里面。我还年轻，他想，或许过上两年，我还会回到手术台上。回到我的队伍里。到时候我把这个店卖掉……他干净的手按在水龙头上，在无法抑制地颤抖。水龙头没有拧紧，富有节奏地滴着水。啪嗒。啪嗒。啪嗒。

      事件发生之后，医院里乱成一锅粥。警察、律师、媒体……他不断接受各种调查，被要求详细描述每个细节，整个手术过程在无数挑剔的目光中反复回放，凶手律师恨不得把手伸进屏幕，换掉他手中的一把手术刀。母亲在电视上看到，跑到他家里大哭。几日后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，他深夜赶到医院，仍然是他工作的医院。他在火葬场的铁门外站了一夜，心里一时是父亲，一时是祖父和他的书房，一时是刚进医院时的誓词，一时是宋婉音手术服上深色的血迹。那把匕首的寒光和他握过无数次的手术刀的影子重叠在一起。他始终没有落泪，只是彻夜不眠，在独居的家里像个幽灵一样转来转去。风波过后，他提出辞职。院长舍不得这个人才，亲自找他谈话，说，优秀的医生是见惯了生死，才成长起来的。他低着头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，嗫嚅着说，我知道，但我好像拿不住手术刀了。

       他辞职母亲是很支持的。他从与死神交锋的战场上退下，回到慈母为儿子搭建起的安全屋里。但父亲去世后，他陪了母亲一段时间，便又搬了出来。走出安全屋是返回战场的第一项准备工作。

      正午十二点，他挂起“休息中”的牌子，从柜台下拿出保温饭盒。他给自己半小时的午休时间。早上匆忙做好的饭菜还是温热的。以前他不在乎吃冷掉的饭菜，但目前他不能因为肠胃疾病被诊断为疑似新冠肺炎。他的胃一直不太好，因为做医生时三餐不定。后来因为精神问题，他经常头痛。他细嚼慢咽着盒子里的饭。他绝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胃病发作，因为发热、呕吐、腹泻、头痛，都属于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。那时他就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：去医院发热门诊挂号，占用本就紧缺的医疗资源并增加与肺炎患者交叉感染的风险；或者留在家里自我疗治，但不能排除延误治疗、被肺炎猝然扼死的可能性。

      雨在这个时候下起来了，玻璃门变得模糊不清。细长的水迹被风扭成弯曲的形状，每一个水分子都拼命地扒紧玻璃。门外浓郁的灰色从雨滴组成的扭曲的放大镜中挤进来。雨声在不大的空间里回响着，嘈嘈切切的声音涂抹在沉寂的底色上。他仿佛被一张灰色的网包裹起来，太阳穴处传来柔和的、有些令人舒适的疼痛。他曾在祖父的书房里读书，窗外是瓢泼的夏季大雨，屋里没有任何制冷装置，但四季阴凉清冷。他听着雨声昏昏欲睡时，钟声泠然传来，撕破温柔的灰色细网。他猛然清醒。

      距离祖父去世，已经过去了十五年。昨天新闻采访一位老人，她已经八十五岁，被确诊为新冠肺炎，但她求生欲极强、乐观积极，目前病情已经好转。她躺在床上，兴致高昂但略显含混地对着镜头说：“我每天都告诉自己，我要活下去。我还要再活十五年。”他充满疑惑地咀嚼着这则新闻。为什么非要活下去？她已经八十五岁，不可避免地看到生命终点的迫近。她以八十五岁的高龄与疾病抗争，不过就是为了活下来，再花上十五年时间，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。他再次惊惶地觉察到人生的空洞和无意义。这不是一个医生该有的心态。他烦躁地在货架间来回踱步。一侧的架子上整齐码放精神类药品，他随手拿起一瓶，扫一眼标签后又随手放回，接着拿起下一瓶。重复无数次后他仿佛从那些标签中寻得了答案：活下去，因为他还要回到手术台上，还要治病救人，还要给人们一个多花几年时间、悠闲而非仓促地面对款款而来的死神的机会。他还要扶起因丧亲之痛而失去理智的家属。他还有使命未竟。那么等他到了八十五岁呢？他能完成使命，轻松地离开吗？

      他想起早上在小区里遇到两个中年妇女，把口罩拉到下巴上，亲密地凑在一起交谈。他所在的社区暂时没有疫情。但他踌躇了片刻，还是走过去，要求她们把口罩戴好，尽量不要出门闲聊。“病毒可以通过无症状病人传播，再熟悉的人也不安全。”两人不耐烦地反驳，谁说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安全？他脱口而出：“我是医生。”曾经。他在心里默默地补上一句。两人肃然闭紧嘴巴，戴上了口罩，口罩上方的眼神里浮现出一些敬畏。走开的时候风吹动他的大衣衣摆，他想起快步走在医院走廊里时，白大褂在腿侧翻飞的触觉。

      他想，至少是现在，他还有使命未竟。他进医院时宣了誓。宋婉音也一样。

      手机突然响起来，是母亲的电话。她嘱咐他下雨不要出门，疫情期间不要去工作，他顺从地应和。她的声音在雨声里有些模糊，击打在耳膜上带着闷闷的钝感。她跟他说一些闲话，讲她的一个熟人被确诊新冠肺炎，但医院床位不够，让他在家隔离。他想告诉她，在家隔离根本就是个危险的谎言，但转念一想，就算人人都知道这是个谎言，医院也不可能因此而凭空多出几张床来。而且母亲的语气也并不十分关心，他怕多余的解释惹她焦虑。毕竟那只是一个熟人，并不是亲属。熟人身上发生的事情，最大的用处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可靠而又不会牵动人过多感情的谈资。但他清楚，又有一个人患肺炎，并即将传染更多的人。他感到喉咙一阵发紧，不得不努力把呕吐感咽回胸腔深处。最终他只是淡淡地嘱咐母亲注意身体健康。没有说出来的是，如果她生病，他不知道能不能在医院里为她找到一张病床。

      挂断电话，他拿起雨伞，决定提前一点关门回家。这没有日色变化的一天，漫长得让他精疲力竭。也许他想了过多的事情，让自己经受了不可承受之重。他一定是忘记了，从放下手术刀的那一刻，他就已不再是一名优秀的医生，不再拥有冰浸泡过的头脑，和火淬炼过的神经。而天穹则比往常的任何时候都更阴沉，重重地倾压下来。

      他打开门，雨势渐大。以往如果赶在下班高峰下雨，则整条街被车辆和行人完全阻塞，雨刷拼命摇摆，鸣笛声盖过雨声，滞塞的车子像是一群摇头乱叫的疯狗被生生拴住，奔波的人群因宝贵时间被浪费在雨中而焦躁不堪。而今天路上空无一人，雨水兀自冲刷着黑色的沥青路面，仿佛耐心洗去生命留下的每一寸痕迹。他仿佛猝然踏入一座黑云压顶的绝世孤城。他撑起伞走入雨中，风吹起他的大衣，在膝盖处翻卷。胃部突然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。他不得不缓缓蹲下身去。他蹲在路边，雨伞将他蜷缩的身体整个笼罩起来，他不太需要担心会不会被车撞到，这仿佛让他不再担心任何事情。他忍受着令人轻松的疼痛，独享着这座空城的静寂。雨敲打在伞面上，雨声环绕着他，为他织起一张柔软绵密的灰色的网。他蹲在那里，膝盖抵着胃部，耐心地等待着骤响的钟声破空而来，提醒他，他仍有使命未竟。